从具体数据来看，由于汽车、石油、钻井设备等出口增加，7月份美国出口额环比上涨0.6%，达到2074亿美元。

今年前7个月，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为3740亿美元，高于2018年同期的3460亿美元。

此外，由于计算机和半导体进口下滑，美国7月进口额环比下降0.1%，为2614亿美元。

分析认为，生产设备进口的下降或意味着美国第三季度商业投资可能继续疲软。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的商业投资三年来首次出现萎缩。

从国家及地区来看，中国仍是7月美国贸易逆差第一大来源地。

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，受贸易局势影响较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上涨9.4%至328亿美元，为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7月美国对中国进口增长6.4%，对中国出口下降3.3%。

不过，经季节波动因素调整，7月对华进口和出口双双下降，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减少1.7%。整体来看，包含服务贸易在内，美国对华贸易整体逆差下降，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，降至296亿美元。

自2019年1月起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18.2%，进口下降了12.3%，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的贸易流动限制。

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7月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意味着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不起作用。“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，关税不能解决问题，”刘英强调。

“美国优先”政策难获成功

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收窄，但美国对墨西哥、德国、韩国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都呈上涨的趋势，其中7月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升至历史最高水平。

7月美国对欧盟出口278.05亿美元，进口436.84亿美元，贸易逆差为158.78亿美元，是7月美国贸易逆差第二大来源地。

分析指出，这一数据可能引起特朗普的更多抱怨。特朗普上周曾表示，“欧元兑美元汇率下降是疯狂的，为欧盟的出口和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优势。”

刘英表示，依据特朗普“重商主义”的思想，特朗普是想通过加征关税、收窄与各国之间的贸易逆差，但这不符合经济学和金融学原理。“他的思想是过时的。”

在打贸易战的过程中，特朗普可能忽视了关税的“回旋镖效应”。刘英以苹果手机为例。虽然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，但它的零部件采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，并非仅在中国国内创造全部的附加值。一旦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，提供零部件的美国制造商的销量也将下滑。

根据本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8月ISM制造业指数为49.1，低于预期的51.1和前值51.2，低于荣枯线50，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出现萎缩的现象。

RDQ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John Ryding表示，贸易政策的动荡很大程度上道指了出口的疲弱和投资环境的萧条，这可能是导致制造业疲软的主要原因。

刘英也对记者表示，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将损害美国企业的自身利益。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，也是一个增长迅速、潜力非常大的消费市场，美国企业向中国销售产品利润可观。此外，他们还可以从中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，造福美国人民，“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利益所在。”

此外，刘英认为特朗普“美国优先”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在当今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下，贸易是相互的。“特朗普以自身利益为先的政策在国际社会‘孤掌难鸣’，‘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’世界经济，以及合作共赢的贸易关系才符合当前的全球秩序，”刘英强调。